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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山宗水源和龙脉之祖的昆仑山，在中国古典神话和中华文化史上具有神圣性，人们对她有着充满神性的崇敬想象。明人《时言要玄集》说：“昆仑山为柱，气通上天。昆仑者，地之中也。”昆仑四水或者五色河水从这里流向四面八方，从而形成广阔苍茫的世界。其中的黄河水更是向东汤汤而来，孕育了华夏文化和中国文明，因此被尊称为母亲河。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昆仑文化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河源昆仑。

　　民族情结中的河源昆仑文化史

　　在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后世的寻觅勘察中，与昆仑山十分紧密的标志性事物和人物主要有黄河源、西王母、昆仑玉，也是历来认知昆仑山所在的几个重要标识，但它们的象征和虚实却各有不同。西王母是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或国名，尤其作为昆仑山的女主神，“言西王母即言昆仑”，她代表着圣山上的神灵，其所处方位虽然在西部，但又在虚实之间，具体地方不易直接确认。“玉出昆冈”，玉以昆仑山所产最为珍贵灵性，代表着昆仑山上玉石琼液、玉树琪花等神性万物，但如果找不到昆仑山也就找不到昆仑的玉。而黄河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民族母亲河，而且“河出昆仑”，河源就成为从现实中寻找昆仑山的唯一途径，因而昆仑与河源不可分割，形成了言昆仑即言河源、言河源即言昆仑的文化逻辑，在中国文化史和西部边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在20年前曾发表过《昆仑神话与中国人的河源昆仑意识》（《文史知识》2006年第2期）一文，认为“昆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从现实通向这一神圣原乡的路径就是沿黄河溯源，舍之则无从抵达，河源昆仑是国人千万年来不可磨灭的历史情结。从现存古籍看，寻求勘察和确认河源昆仑的历史事件就发生过十多次，其中由皇帝派钦差考察的事件有五次。无论哪一次考察确认，河源与昆仑山始终链接在一起，历代人们对昆仑的讨论也和河源紧紧连接。综观前人文献，概莫能外。

　　中国人在河源昆仑的文化情结下，数千年来连续不断地探寻发现“河源昆仑”，形成了学术史上少见的聚讼现象。不仅昆仑山在西北的时空中“飘移”，连河源也跟着“漂移”，时而在西域新疆，时而在青海西南，有时还在甘肃或西藏，甚至直到清末，一些学人还在讨论河源昆仑究竟在哪里。这种貌似可笑的河源昆仑“发现史”，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追寻共有精神家园的心灵史，文化史的意义远超地理的科学史。

　　于阗河源昆仑与青海河源昆仑的虚与实

　　古人对河源昆仑的探索历史很久远，《山海经》中就有“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等记载，而《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穆天子传》则记述周穆王西巡到昆仑山与西王母宴会于瑶池，而屈原的《离骚》《天问》等诗篇中屡有神游昆仑的描绘。但这些属于历史传说和文学想象，严格地讲，算不上是真实的历史考察或测定。根据典籍文献的确凿记载，对河源昆仑的实地考察和认定始于汉代，之后就有了一系列探考河源昆仑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乏中央政府主导下的考察测定，至少汉代和元代各有一次、清代三次，而朝廷命官使者亲历河源昆仑并记录的事件也不少，这在昆仑文化史上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张骞凿空西域发现、汉武帝钦定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山为河源昆仑，是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行为。张骞在于阗国发现其巍峨逶迤的南山有水下流，向东注入盐泽（今罗布泊），根据当地传闻，以为河水接着潜流地下，南出积石山为黄河。于是认定这里就是河源昆仑。回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天子按古图书，名河出山曰昆仑山”。汉人把河源放到西域，虽然在地理学上不符事实，但因为是张骞亲历和汉武帝钦定，被当时和后世的许多人深信，成为历史上长期争论昆仑到底在哪里的焦点之一。

　　相对来说，河源昆仑在青海西南部也就是今天的黄河源地区的观点，以其真实的地理存在，屡见于汉魏以来的典籍和唐元明清数代的亲历考察，特别是元至正十七年（1357）、清康熙四十年(1701)、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这三次对河源昆仑的钦差专项勘察，最后确认河源在星宿海以西的阿勒坦郭勒，乾隆帝还根据这些考察让纪昀等人编纂了36卷之多的《河源纪略》。

　　这似乎已经从地理河源的所在确认了昆仑山之所在和虚实，甚至有人据此完全否定于阗河源昆仑的文化史价值，认为张骞其实在西域没找到昆仑，为糊弄汉武帝而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才出现了汉武帝钦定于阗南山为昆仑山的事，其河源伏流说还给后世的讨论造成了很多麻烦。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于阗河源昆仑的“虚”实际也有实的一面。两千年前的张骞在当时条件下根据亲眼所见大山和耳闻当地传说，才做出这样的判断。西北地区许多内陆湖附近，几乎都有着一些湖底有暗河通往某条大河的传说，这既与远古的地质演变有关，也跟先民们的文化记忆有关。如湟水上游民间就曾经有青海湖底和湟水暗通的传说，而援证之地质研究，日月山没隆起前，青海湖流域的确是黄河的源头地区，而湟水正是古黄河的上游主干道，可见民间传说并非都是虚妄之言。西北内陆湖泊这种传说，不少是伴随着民族向西向东的迁徙而出现的民间叙事传播结果，这在文化传播学上也是惯见的现象。当时罗布泊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张骞指认于阗河源昆仑和河源伏流的依据，当然还有他对国家疆域主权等的政治考量。可以说，于阗河源昆仑是一种文化记忆的真实，与地理真实的青海河源昆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国家层面的昆仑文化底色。

　　古代的青海河源昆仑的“实”却也有着虚的一面。综观古代有关青海的河源昆仑文献文本，既有考察记录和地理书写，也有诗文描绘和民族民间记忆，但毕竟是前科学和文艺的表述，想象的成分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国家行为的河源昆仑勘察实录，也有诸多文化的想象。如清乾隆四十七年，乾清门侍卫阿弥达率人“穷河源，祭河神”，一直走到星宿海西南，发现了河源阿勒坦郭勒和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并向皇帝奏报：“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其崖壁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河源纪略》）这个无比壮丽的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有人认为就是河源的卡里恩尕卓玛，但在实际形貌上差异较大，清人必有一定的想象夸饰。诸如此类的描绘以及其它多元想象，使青海河源昆仑弥漫着浓郁的文化属性。

　　正是以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众多 “实”与“虚”的河源昆仑现象，构成了中国的河源昆仑意象，进而充实了昆仑文化绚烂的诗性内容，并与通过地理测绘而重新认知的昆仑山相契合。而进入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多次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河源与昆仑山科考，终于完成了河源昆仑由虚而实的历程，即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是黄河正源，昆仑山则横亘于新疆、青海以及西藏等省区，黄河源地区总体上仍属于昆仑山脉区域。

　　河源昆仑的历史构拟与文化史意义

　　在河源昆仑文化史上，昆仑山的空间随着王朝疆域的时间变化而飘移，河源又随着昆仑山的飘移而飘移。张骞、汉武帝认定河源昆仑在于阗南山，而晋代以来又发现河源昆仑在青海西南星宿海及其以西，十六国时期还曾认为昆仑山在甘肃酒泉南山，清代康熙帝还曾认定河源昆仑在西藏冈底斯山，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不同说法。在这样长时段内飘忽不定的虚实之间，逐渐构拟起了从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的河源昆仑，形成了以黄河源和昆仑山为地理标志的辽阔的昆仑文化时空。

　　面对找到的河源昆仑与现实河源及神话传说之间的差异，以及多种相互抵触的说法，古人采取疏通协调、网络整合的策略，进行文化构拟。张骞等人为使于阗昆仑和青海河源无缝对接，采用民族民间的伏流传说，使之合情合理。特别是到清代，从《钦定河源纪略》到学者个人，更是从西部河源昆仑予以全面联网疏通，使“大昆仑”的山水脉络彼此联通、浑然一体。大多数古人认同西部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都有昆仑山，而网络般链接它们的就是河源之水。比如康熙帝等人曾经认为，冈底斯山的冈仁波齐就是昆仑山（即释家所言之须弥山），山前的玛旁雍措就是西王母瑶池，而河源正在这一带。河水北去到西域，然后“潜流地下出积石，为中国河源。”后人为了解决河水潜流中的地理落差感，又把积石山分为大小两个，以便对应，显示了他们的文化应对智慧。

　　还需指出的是，清代学者们基本上都把河源昆仑看成是完全地理的现实存在，但论证时总又离不开神传说话和道教、佛教文献资料，经常援引《山海经》《穆天子传》《离骚》以及《拾遗记》《海内十洲记》等神话传说文献和佛教资料，并当作历史地理史料使用，处理不了神话地理和现实地理的异同关系，以致虚实互渗，扑朔迷离。加上自屈原以来无数诗人对河源昆仑的诗意渲染，神溯河源、梦游昆仑山、幻想西王母瑶池等主题诗篇的大量出现，使河源昆仑聚讼的文化意味更加浓重，从单纯的地理考论升华为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建构。尤其是把神圣昆仑和民族母亲河紧密关联，民族精神家园的蕴意更加饱满，由此昆仑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和文化符号。而从更早开始，由西部的河源昆仑延展开来，还出现了“神州处处昆仑”和“海外亦有昆仑”的文化现象，昆仑在海内外在地化，彰显了昆仑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